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复旦校园里的“德国老太太”
来源:解放日报 | 读史老张  2021年10月14日08:04

故事要从一段网络视频说起。视频里,两位复旦校友正就20世纪80年代初的复旦校园进行对话。在谈及学生舞会时,一位校友说:“记得在学生会楼上,人挤得满满的,有上百人,跳舞的人却很少……没多少同学会跳啊!忽然,外文系那位胖胖的德国老太太站了出来,大家笑了:她这么胖,怎么跳呢?谁知她一跳起来,舞步轻盈,跳得非常好!于是,大家不停地鼓掌,为她喝彩!”

这位“德国老太太”,就是汪小玲,我读书时曾多次见过她。那时的复旦,老外面孔少,而她却是熟面孔,也是校园里的一道亮丽风景——她面容慈祥,衣饰与众不同。常见她夹着讲义,行走在校园里的“南京路”(今光华大道)上……

汪小玲证件照(复旦档案馆藏)

“我在武汉上过前线”

我决定写一写汪小玲,但有关她的资料很少。复旦蓝精灵合唱团几位校友听说后,非常热心,几经辗转,竟为我联系上了汪小玲的儿子汪德忠、孙子汪培德先生。父子俩现在定居德国,隔空万里,他们向我忆述往事,并发来了图文资料,这真让我喜出望外。

汪小玲(1917—1997年),原名奥蒂里·卡塔琳娜·弗兰克尔(ottilie katharina frankel),出生于德国柏林一个犹太律师家庭。1934年她入读柏林大学东方语言系时,与同校的中国留学生汪殿华相识、相爱。汪殿华(1910—1987年),江苏常熟人,1929年考进清华大学化学系。查该年清华新生名单,与汪殿华同届的,还有后来的“两弹一星”功勋科学家赵九章(物理系)、著名外交家乔冠华(哲学系)和著名学者钱锺书(外文系)等人。1933年,汪殿华毕业后,到柏林大学深造,19 35年获博士学位。同年,汪小玲与汪殿华结婚。

结婚后,汪家夫妇住在柏林。我在翻阅《季羡林日记》时意外发现,他们与留德的季羡林有过交集。季羡林也是清华校友(外文系1930级),比汪殿华低一届。1935年8月底,季羡林赴德留学,火车于9月14日晨抵达柏林。这一天,他在日记里写下了两位校友的名字:“在charlottenburg(夏洛滕堡)下车,清华同学赵九章来接……过午汪殿华同他的德国爱人来访,随他出去交涉车票,又随他到tiergarten(动物园)去划船。”随后几天,季羡林在汪殿华陪同下外出联系,接洽租房。16日,“早晨同汪到akademischer austauschdienst(德国学术交换处)去……晚上睡在汪殿华处”。17日,“同汪出去找房子……现在好容易找到了”“今天却不能搬,只好仍回到汪处睡觉”。22日,一切安顿停当,季羡林记录了一个轻松的下午:“四点汪同他的爱人小玲、乔(指乔冠华——引者注)来访我,约我出去玩……一同到friedrich der erste(弗雷德里克第一)的宫去,先看到他的denkmal(纪念碑),后见到他的宫。满是树,有水,草地极整。仿佛是一个公园,游人极多。我们走了一会坐下来,在薄暗中听水鸭鼓着翅子飞。”

1936年,汪小玲跟随汪殿华回到中国。不久,抗日战争全面爆发,夫妇俩毅然参军入伍。汪殿华受命调查日军毒气弹、研制防毒设备,汪小玲则接受战地救护训练。1938年武汉会战,在枪林弹雨中,汪小玲奔赴前线抢救伤员。汪德忠说:“母亲告诉我,当时炸弹爆炸的尘土几乎将她掩埋,她的军装满是血污,但始终护着三样东西:一把手枪,一个装有证明文件的皮包,还有一把插在马裤和马靴间的银勺子——这是当年结婚时她母亲赠送的礼物。”这位德裔人士的参战,对于赴死抗敌的中国将士们鼓舞巨大。这一年,“汪小玲女士为伤兵服务”的画面,出现在一部中国抗战纪录片中——该片由中央电影摄影场(重庆)摄制,编号为“中国新闻第43号”。

武汉会战期间,汪小玲和汪殿华的戎装照

这次参战经历,让汪小玲刻骨铭心。汪培德告诉我:“好婆(祖母)晚年在德国时,我曾经陪她去看她在dessau的表妹。在dessau火车站有家中餐馆,我们在里面用餐。结账时,好婆热情地用中文问那位跑堂的华人小姑娘:‘你从中国哪里来的?’小姑娘一愣,这位德国老太太居然会说中文!她顺口回答:‘武汉。’好婆下一句精彩了:‘是武昌的还是汉口的?’小姑娘瞪大双眼,说话都有点结巴了:‘这个……这个您也知道啊,您去过那里吗?’好婆非常得意,风轻云淡地说:‘对,当年抗战时,我在武汉上过前线!’”汪培德说,他至今还记得那个小姑娘惊讶万分的表情。

“这张钞票开始了一个新时代”

1940年,汪小玲转至后方,分别在遵义、重庆等地任军官外语班教官和学兵队医官。其时,浙江大学已迁至遵义,正在浙大任教的丰子恺在遵义罗庄居住,时近三年。在罗庄时,丰子恺生了一场痢疾,据他女儿丰一吟回忆:“一个叫汪小玲的德国女医官来替他灌肠治疗,不久恢复健康。”(丰一吟《爸爸丰子恺》)

在重庆,汪小玲曾因伤住进加拿大教会医院,与实业家高士愚的英国夫人玛菊瑞(marjorie scott)相遇。那时,玛菊瑞正在医院待产,“痛得尖声大叫,汪小玲闻声马上来看这位难产的英国少妇,从此她们就成了好朋友”。高士愚夫妇与宋庆龄关系密切,宋庆龄在渝组建保卫中国同盟理事会(她家底层就是办公室),筹款支援抗战,高士愚夫妇积极响应。在他们的女儿高醇芳记述中提到了汪小玲:“我母亲奔走于银行企业之中,筹集了许多捐款。她还广泛发动在渝的外籍夫人为‘保盟’出力,特别是国际妇女俱乐部(international women’s club)的成员,那些嫁给中国人的德国人夏太太、汪小玲和英国人刘太太等……也都积极参加了保卫中国同盟的募捐活动。”([法]高醇芳《风中玫瑰——回忆我家与孙夫人宋庆龄的友情》)

抗战胜利后,汪殿华先在北京大学任教,后返回故乡常熟,在私立中山中学担任校长,汪小玲也在校内任职。常熟的《萌芽月刊》(1948年第3期)上,曾载有汪小玲《让我告诉你当日子是灰色的时候》一文,编者按写道:“本文作者系汪殿华博士之夫人,原籍德国……来华已十一载,抗战时,为吾国效劳,救吾同胞,忠吾国家,叠受当局赞扬。现与汪博士同服务于中山中学,诚吾邑之幸也。”后来,汪殿华到上海江湾某药厂工作,他们一家遂迁至上海,并在闸北青云路的联谊新村安家。

1949年5月,炮声隆隆,上海临近解放。联谊新村弄堂里,居民们早已撤离,只剩下留守的汪家。28日一大早,佣人忽来报告,弄堂外的马路上睡着很多解放军。汪殿华立刻出门察看,年仅8岁的汪德忠也跟了出去。只见一位解放军干部走上前来打招呼:“我们是解放军,这里有几个伤员,您是否能为我们烧点热水?”汪殿华急忙让佣人去烧水。此时,汪小玲背着药箱赶来,她仔细检查了伤员伤口,并为他们做了包扎,还关照:“不能沾水啊。”战士们个个瞪大眼睛——怎么这个外国人会讲我们北方话?大家围上前来,七嘴八舌地搭话,只听有人喊道:“各归原处,注意纪律!”不一会儿,部队要出发了,那位干部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,抽出几张钞票:“这是茶水钱,请收下。谢谢你们的帮助。”汪殿华坚决不肯收,对方说:“这是我们的纪律!”汪德忠说:“父亲推辞不了,就取了一张票面最小的收下了——我记得是大约华北票两分钱吧。回到家里,父亲心情激动,找出一本硬面会计本,将那张钞票贴在首页,并在边上写道:‘这张钞票开始了一个新时代!’”

汪小玲全家福

“啥人让只位子拨汪老师坐”

上海解放后,汪小玲一家告别颠沛流离,生活走上了正轨——汪殿华担任了市卫生试验所(后为市医药检验所)所长,并于1956年被评为一级研究员。汪小玲则加入了中国籍,成为一名耳鼻喉科医生,先后在北站医院、闸北区中心医院任职。1965年,她调任上海科技大学,担任外语教师。

1970年,汪小玲调到复旦外语系任教。这一年,她已年过半百——“德国老太太”,就是当时师生们对她的亲热称呼。1972年,汪小玲和外语系的袁志英、陈少新、马静珠等同事,接上级指示,翻译德国哲学家恩斯特·海克尔(ernst haeckel)的《宇宙之谜》一书。据袁志英回忆,前十章的翻译方式是,由汪小玲朗读,陈少新和袁志英口译,马静珠记录……该书译出后,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,发行量达47万册。直到1975年底,他们才明白,下达翻译任务的“上级”是毛主席:“我们译的《宇宙之谜》是毛主席要看的。后来又从有关人士那里得知,该书还出了大字本,政治局委员人手一册;毛主席还赞扬译文的流畅呢。”(袁志英《〈宇宙之谜〉在中国》)

改革开放后,汪小玲的工作热情更加高涨。她不用坐班,却三天两头往复旦跑。有一年大年初三,春节还没过完,她就赶到学校备课。她家早在1954年就已迁至南京西路,到复旦上班,要换乘几部公交车。每次乘车,司乘人员见到她,都会热情地打招呼,还会在车厢里高喊:“啥人让只位子拨汪老师坐?”每当此时,汪小玲总是很不好意思,但人家说:“侬是复旦大学外国老师,应该照顾噢!”

因为常在校园露面,有关“德国老太太”的传说也不胫而走。有人说,汪小玲去菜场买菜,要买嫩一点的菜,就说“要买‘年轻’一点的菜”;要买母鸡,就说“要买一只‘女’的鸡”。还有人说,她上课点名,学生名字一时想不起来,就根据眼前场景临时起名,她指着穿格子衣服的女同学叫“格子妹”,穿红衣服的叫“小红妹”……这些传言,不乏“戏说”成分,但她给复旦人留下的可亲可爱形象,呼之欲出。

汪小玲与学生一起走在复旦校园“南京路”(今光华大道)上

“复旦的人来,我可以陪他们”

1980年,汪小玲为了潜心备课,索性住进了9号楼女生宿舍。据一位女生回忆:“当年我们就住在她对门。记得她那时因为要录音什么的,特别怕吵闹。而女生嘛,下课后难免叽叽喳喳地说笑,她听到动静,就会开门,做出‘请安静’的动作。时间长了,大家就特别注意。所以她觉得我们很‘乖’,有好吃的东西,会拿来跟我们分享;有同学生病了,她会送来药品……她对我们特别好。”

几年以后,汪小玲从9号楼搬到了复旦第八宿舍。其时,她已临近退休,但教学态度依然认真、执着。我在贾植芳教授日记里,找到了如下记录:“桂英说,在外文系教书的德国老太太汪小玲上午去中文系找我,有事相商,她住在八舍。饭后,与敏(贾植芳夫人任敏——引者注)同去拜望。她自我介绍说,父亲是律师,母亲是医生,她是外科医生,后来改行教文学,她想弄比较文学。因此要找我,她想写一本这类书作教材,请教于我云。”(贾植芳《早春三年日记》,1984-11-28)

1987年,汪殿华去世。第二年,退休后的汪小玲叶落归根,回到了德国,住进了柏林老人公寓。在柏林,她时常挂念复旦,学校每年寄给她的贺卡、谢希德校长亲笔手写的英文信,她都仔细阅读、珍藏。有一次,汪德忠去看望母亲,随口说了一句:“听说上海有个高校代表团要到访柏林……”汪小玲一听,十分兴奋:“那肯定会有复旦的人来,我可以陪他们,当他们的翻译!”下一个周末,汪德忠又去探望母亲,一开门,就见她身穿蓝布中装,脚穿黑布松紧鞋,急切地问道:“我准备了一个星期,怎么没人来电话呢?”汪德忠有点后悔,安慰她:“我也是听说而已,八字还没一撇呢!”汪小玲低着头,默不作声。忽然,她一转身,靠在儿子肩头哭泣起来……

汪小玲(后排右五)和学生们在第一教学楼合影

1997年10月24日,汪小玲因急腹症去世,享年80岁。消息传来,复旦师生深感悲痛,特地举行追思会,悼念这位在华50年、将一生奉献给中国的“德国老太太”……直到今天,不少复旦人依然会想起她,回味她在复旦走完的职业生涯,感念她曾给20世纪80年代校园带来的一抹亮色。

前一阵子,我一直关注着“百年大党·老外讲故事”的视频栏目。我想,假如汪小玲健在的话,她也会讲故事。她讲的故事,肯定生动、精彩、传奇,意蕴深长。

(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均由汪德忠提供)